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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防护】战“疫”中的心理热线:疫情期间

  这个春季,新冠肺炎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状态。移动互联网时代,人们能便捷地获取疫情消息,各种信息和数据也不断地由手机推送。这些信息和数据,让有的人万分紧张,甚至因此产生“病毒就在身边”的感觉。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导致紧急状态,人们会产生应激反应,有的人难免会出现短暂的心理困境或心理危机。

  在国家卫健委的指导下,各地开设了心理援助热线。在天津,有一条长期的心理援助热线热线”,至今已开通四年半了。一批心理咨询师自愿做接线员,接听全国各地居民的来电,帮他们解决心理困惑,干预心理危机。为应对疫情,自1月23日起,这条热线组织成立了“防疫先锋队”。截至目前,天津站点的志愿者共接听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心理求助电线多个。

  “我的两位亲戚感染了新冠肺炎,我很恐慌和焦虑。”这是一位来自武汉的求助者于深夜打来的电话。热线的这边,是已经做了四年心理援助志愿者的袁培(化名)。接到这样的电话,袁培也有所准备:“这次突发事件影响面很大,1月23日以后接到的电话,三分之一都与疫情相关。”

  对方情绪稳定后,慢慢说出了焦虑的所在:“我虽然最近没有和这两位亲戚接触,但是我的父母和他们有所接触,我又去看望过父母,给父母送了些东西放在门口就走了。我非常害怕自己也被病毒侵袭了。”按理说,没有和父母面对面讲话,也没有拉手、拥抱等近距离接触,感染的几率并不大,但这位求助者因为从网络上看到太多令人紧张的消息,情绪明显有些惊慌。

  袁培非常理解对方的心情,不仅武汉的居民会出现这种“疑病”的心理,离疫区较远的其他省份的人也会出现这种心理反应。她一边听求助者诉说,一边坚定地告诉对方:“你首先要做好居家隔离,尽量减少出门,这是保护自己也是保护他人。其次要观察自己的身体状况,每天多次测量体温,一旦有异常,要去发热门诊进行诊断,也要向社区报备。”

  20多分钟的通话过后,对方明显不再恐慌,更愿意积极地面对疫情,对下一步要做什么也有了打算,心理援助者的目的也达到了。

  此次疫情,全国各地不少地区实施封路、封村等管理措施,公共交通也大面积停运,一些人因此不能回家和亲人团聚。1月底的一天晚上,袁培刚到接线来岁男孩的来电:“我吃了一盒药,几十颗……”

  接到这个电话,袁培非常紧张,她一边与对方保持通话,一边着手危机干预,询问对方是否有亲人在附近。对方表示,因为疫情,他滞留在云南一个偏远地区的宾馆里,家乡也封村了,父母出不来。再三询问后,袁培得知他有一个朋友在宾馆附近,可以就近提供帮助。于是,袁培给这名男孩的朋友发了短信,请他帮忙去看望这名男孩,立即带他去医院急救。在沟通过程中,男孩一直说自己眩晕、乏力。后来,他的朋友赶到,马上带他去医院洗胃。

  等到第二天早上5时,袁培电话回访这名男孩,他说刚从医院回来,已经洗胃做了救治。“男孩在家庭团圆的喜庆节日里,一个人孤零零地度过,没有得到父母的关爱,所以一时想不开。这个电话让我很多天没有睡好觉,回忆起来有些惊心动魄……”袁培说。

  疫情之下,还有很多人禁足在家,家人之间相处时间增加了很多。这是考验亲情的时刻,更是考验心理的时刻。有不少家庭因此产生了一些矛盾和摩擦,甚至会带来高危事件。

  心理援助志愿者陶勇(化名)今年1月份加入了“防疫先锋队”,这两个月值了多次夜班。一天深夜,他接到一个20多岁小伙子打来的电话,自述有重度抑郁症,因被父亲训斥,心情更加不好,决定“离开这个世界”。

  志愿者都接受过专业培训,根据危机等级表判断,这类来电属于高危电话。当日值班的接线员会相互配合,第一时间得到对方的地址,做好报警的准备。好在这个当事人只是有这个想法,还未实施过激行为。

  为化解这位当事人的心理危机,陶勇和对方聊了起来。当事人的父亲在社区开了一家小商店,疫情爆发后,出于安全考虑,小伙子劝父亲停业,但父亲并未理会。过了几天,旁边小区出现了确诊病例,他再次劝说父亲停业,以免被感染。父亲还是不予理会,反而训斥了他一通:“不开门挣不来钱,都像你一样天天待在家里啥也不干,咱们一家吃什么?”

  挨了父亲的责骂后,小伙子的心态彻底“崩”了。抑郁症患者,常常陷入悲观、消沉的情绪之中。他表示自己感觉不到一点人世间的温暖和父母对他的关心。疫情期间,他出于善意,劝说父亲停业一段时间,却遭到父亲的责骂,这种厌世的心理一下子增长了几十倍。

  陶勇在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后,赞扬小伙子以安全为重、关爱家人的意识,让对方一下子有了被理解、被尊重的感受。男孩也在电话里说:“他们一个个都不理解我。真没想到,你们这些远在天边的人却能理解我。”接下来,陶勇为对方支招:虽然不能让父亲停业,但你可以为父亲准备消毒液、洗手液和口罩,让他做好各类防护,以实际行动关爱父亲。而另一边,其他心理援助志愿者也联系了男孩的母亲,由其母亲出面沟通这一对父子的关系。最后,男孩在电话里说,他已经放弃了自杀的念头,会积极面对面对家人。

  放下电话的那一刻,陶勇意识到这次又挽救了一个生命,挽救了一个家庭,一种成就感油然而生,这种感觉也激励着他,让他继续救助更多需要心理援助的人。

  除少数的高危事件外,大部分时候,心理援助志愿者接到的电话是当事人反映生活中的琐碎小事。这时候,志愿者会用“倾听和共情”的方法,与当事人一起分担痛苦,排解心理困境。

  潘正之(化名)是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天津人,2015年底加入“希望24热线”。潘正之硕士毕业于成都某高校,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的第二天,就传来了同学、同事家人遇难的消息。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面对突发灾难事件,第一次感受到生死就在身边。

  地震过去,他发现,那些失去家人的人,正在经受着严重的心理创伤;而心理危机干预能让他们走出困境。于是,他开始对心理学产生兴趣,立志做一名心理援助志愿者。此后,潘正之回到天津,通过考试获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加入了心理援助热线月份的一天深夜,潘正之接到了一个求助电线岁的程序员,没有等来单位复工的通知,却等来了单位破产清算的消息。失业的他,连续一周投递了100多份简历,却没有一家单位给予回复,这让他有了很强的挫败感和失落感,再加上有20多万元的外债和房贷的压力,他非常悲观,萎靡不振。

  这位程序员在电话里说:“我觉得整个世界都抛弃了我——妻子对我不管不问,对我没有任何温暖;我母亲有慢性病,长期卧病在床;父亲已经去世,不能再关心我了。城市里的高楼大厦、街道上的车水马龙,都与我无关。我就想找到一处没人的地方悄无声息地离开这个世界。”

  面对这个电话,潘正之做出明确的判断——当事人只是面对失业突然产生了悲观情绪,但过往并没有抑郁症和生理疾病。突发疫情导致的外部就业环境的变化,让这位程序员自身难以适应。这种情况,用倾听和共情再加以引导,就能帮助他走出心理困境。

  “这种时候,共情是最重要的。”潘正之说,“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绝不会在这个时候说‘世界是光明的,未来是有希望的’这样的话,而是设身处地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和他一样体会到就业的艰难,理解他、帮助他,让他重新树立信心。”

  在倾听了这位当事人面对的各种工作、家庭上的烦恼后,潘正之说:“兄弟,我也遇到过和你一样的困难。”接着,潘正之讲述了姑妈罹患癌症不幸离世、自己站在殡仪馆里悲痛无助的心情,当时也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悲观情绪;但最后,看到很多亲人在悲痛后坚强了起来,才觉得生命不该如此脆弱。

  这时候,电话另一端的程序员已和潘正之站在了一条线上,都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人生的不如意。接下来,引导就变得容易了,他对程序员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还有很多人经历着比我们更大的困难。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还躺着等待救治的人,他们的家人该是多么的焦急。也有很多风华正茂的人,突然就没有了生命,而他们还有很多愿望没有实现。而我们,有健全的家庭、健康的身体,还有什么可奢求的呢?”

  最后,程序员回心转意,放弃了悲观的想法,他对潘正之说:“听您一席话,我觉得走绝路的想法很幼稚。虽然我现在暂时失业,但好在我还有一门技术;去不了大企业,我还可以去小企业,事业可以从头再来。我会努力找工作的,感谢您。”

  在本市一所小学任语文教师的郑琳(化名),在天津师范大学学习了心理学课程,又考试获得了心理咨询师的资格证,进入“希望24热线”做志愿者。在疫情期间,她接到不少孩子家长的求助电话。

  一位家长深夜打来求助电话,自述因为延迟开学,孩子在家上网课。她坐在旁边观察,总觉得孩子跟不上老师的进度,担心孩子落下课程。“要是孩子学习退步了,可怎么办呢?”这位家长非常焦虑。

  而郑老师也给孩子上过网课,据她了解,孩子们的适应能力和调整能力非常强,不少孩子在家也能集中注意力上课,家长的担忧是没有道理的。还有一些家长,拨打求助电话反映,孩子一直盯着手机学习、写作业,不锻炼身体了,反而担心孩子过度学习了。

  事实上,往往突发事件的当事人能很快调整应对新情况,而他们的亲人、旁观者却是最早出现心理问题的人。以疫情为例,被病毒感染的患者并非人人出现心理问题,而他们的家属却很容易出现恐慌、焦虑的情绪,甚至离疫区很远的正常人也会出现“疑病”心理。学校延迟开学,上网课的学生能积极应对,家长却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问题。“这属于一般心理问题,心理咨询师通过疏导,是能帮他们尽快走出心理困境的。”郑琳说。

  做心理援助志愿者的经历,不仅能挽救一个个生命,让心灰意冷者看到光明,也让志愿者自己感悟很多。志愿者袁培回忆,她上学时正值青春期,遇到很多心理困惑。当时就想,要是有一条心理热线该多好,自己遇到心理困惑时可以求助。

  “在‘希望24热线’工作,我能帮助那些有心理困惑的年轻人,有一种多年以后梦想成真的感觉。每次在夜里赶着去接线室,下班时马路上空无一人,我都不感觉孤单;相反,我会感觉这个世界充满温暖。”袁培说。

  “希望24热线”是面向全国的热线,志愿者接听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电话,一个电话响三声没有接听,就会被转接到其他城市的接线室。“相对来说,天津本地人拨打心理求助电话的比较少。我在四年里接到过600多个电线个。天津人在面对突发事件时,往往更为乐观豁达,这也是让我们天津志愿者感到欣喜的现象。”郑琳说。

  原标题:《【心理防护】战“疫”中的心理热线:疫情期间,他们接听心理求助电线多个》

  我是中国社科院拉美所副研究员谭道明,关于巴西的经济衰退和政治危机,问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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