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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韩国N号房事件看大型性犯罪背后的“女性嫌恶

  在新冠肺炎疫情世界蔓延,仍然占据着公众注意力的同时,韩国一起被称为“N号房”事件的大型性剥削案件浮出水面,造成了大面积的舆论震动。

  所谓“N号房”,是指依托于社交平台Telegram,以传播非法拍摄的性剥削视频和照片来盈利的一系列加密聊天室。此类聊天室最早于建立于2018年,并迅速扩张。而此次曝光直接指向的,是由“博士”赵主彬建立的“博士房”——参与“博士房”犯罪的人员通过网络诈骗的方式,套取女生的私人账号中尺度较大的照片,并通过进一步的恐吓和威胁(如命令其拍裸照),达到完全控制被害者的目的。

  据媒体报道,“博士房”分为四个等级,进房价格不等(最高约人民币8350元),全部用虚拟货币进行支付。相对应的,“房间权限”也有所差别——前三个等级的房间以观看性虐视频为主,而最高等级的房间甚至可以直接操控被称为“奴隶”的女性受害者,命令她们做自己想看的事,其中包括诸多诸如“将蠕虫放入下体”“让受害者吃屎喝尿”等反人性的行为。

  在现已发现的74名女性受害者中,有16名属于未成年人,年龄最小的受害者仅有11岁。而在“N号房”中参与观看的男性多达26万人。

  据韩联社报道,当地时间25日上午,韩国警方将“N号房”事件嫌犯赵主彬送交检方,并公开示众,成为韩国首次引用相关规定,将犯罪嫌疑人信息公开的案例。

  案件被曝光之后,很多男性用户在网上伸冤,称自己只是“付费观看了成人内容”,并认为上传自己身体视频的“淫妇”们才更应受到处罚。在集体性犯罪和“荡妇羞辱”的言论背后,正是社会上“厌女”之恶的作祟。

  今天的文章摘选自女性理论研究者上野千鹤子的《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书中解释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厌女”现象和集体性犯罪中男性间相互联结的纽带,即,通过一致将女性贬低为“性的客体”,使作为“性的主体”的男性得以相互认可和团结。

  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本次大型性犯罪的一种解释。但即使抛开26万名男性的恶行不谈,如今充斥在全球范围内的“厌女”现象也时常浮出水面,不断敲打着所谓“男女平等”的口号。在书的最后,作者试图提出一种解决“厌女”的办法,却也不无悲观地写道:

  “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misogyny,译为“厌女症”。可很多有厌女症的男人其实喜欢女人。明明“厌女”,却又“喜欢女人”,听起来不可思议。那么,misogyny 还有个更好懂的译法,“女性蔑视”。他们只把女人视为泄欲道具,无论哪个女人,只要具有裸体、迷你裙等“女性符号”,就能发生反应,像巴甫洛夫那条听见铃声便流口水的狗,实在可惊可叹。如果男人身体中不具备这个机制,性产业就不会成立。

  在性别二元制的性别秩序里,深植于核心位置的,便是厌女症。在这个秩序之下,无论男人女人,无人能逃离厌女症的笼罩。厌女症弥漫在这个秩序体制之中,如同物体的重力一般,因为太理所当然而使人几乎意识不到它的存在。

  不过,厌女症的表现形式在男女身上并不对称。在男人身上表现为“女性蔑视,在女人身上则表现为“自我厌恶”。换个更浅显的说法,在迄今为止的人生中,有一次也没有庆幸过没生为女人的男人吗?有一次也没有抱怨过生为女人吃了亏的女人吗?

  喜欢女人的男人有厌女症,这个说法听起来可能自相矛盾。misogyny 这个英语单词不好译,还有一个说法是 women hating(女性憎恶)。要是说好色男人是憎恶女性的人,读者可能会更加一头雾水不知所云吧。

  让我们想想那些被称为“性豪”的男人。他们喜欢夸耀“干”过的女人的数量。其实,这等于是在坦白,自己就是那条巴甫洛夫的狗,只要对方是女人,无论是谁就都能发情,对女人的身体、女人的性器官甚至女人的符号或片断的肢体部位,都会条件反射地自动发生反应。其实,他们反应的,不是女人,而是女性符号。如若不然,是不可能把所有女人都溶入“女人”的范畴之中的。

  森冈正博的《无感男人》〔2005〕一书,是男性学(男人的自我观察与审视的学问)的成果之一,他在书中就这样一个问题自问自答: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不,我这个男人为什么会对超短裙发情?他坦率地承认了他对超短裙的恋物癖欲望,无论超短裙穿在谁的身上,男人还是女人,即便知道其实是男人,还是会对超短裙这个符号发情。恋物癖是一种通过换喻关系置换欲望对象的符号操作。看来,男人的恋物癖欲望的身体化程度已经达到如此地步,即使是片断的女性符号,也会轻易而迅速地发生反应,就如自动机器一般。为避免误解,应该再说一句,恋物癖并非动物本能,而是高度的文化产物。连巴甫洛夫的狗,也是“学习”规则的结果。

  为什么说古希腊的同性恋是不对称的呢?因为,使用阳具的“插入者(penetrater)”与“被插入者(penetrated)”之间,是一种单方向的关系,“被插入者,被视为居于劣位。换个说法是,“插入者”是性的主体,“被插入者”是性的客体,两者角色不能混淆。被插入、被得到、成为性的客体,这些说法的另一种表达,就是“被女性化(feminize)”。男人最恐惧的,就是“被女性化”,即性的主体地位的失落。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的纽带,就是相互认可的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纽带。“你这家伙还真行”的赞许,便是这种主体成员之间的相互认可,也就是“好!让你加入男人世界里来”的盟约。在这个由主体成员构成的世界里,如果出现了同性恋欲望,就可能相互沦为性的客体。主体成员的客体化现象一旦发生,结果将会引发“阶层的混淆”。所以,可能导致性的主体者之间相互客体化的性爱欲望,是危险的,必须被禁忌、压抑和排除。

  塞吉维克(性别研究学者)指出,由于同性社会性欲望和同性恋欲望本来难以区别,所以对同性恋的排除便更加残酷。要否定自身本来有的东西,比起排除完全异质的东西,其行为不得不更为激烈。正因为如此,“那家伙是个同性恋”,就意味着丧失在男性集团中的成员资格,成为男人之间最大的辱骂。将不具有男人价值的男人从男人集团中驱逐出去时,使用的表达为“同性恋”,即“像女人的男人”,这个女性化的比喻,极具象征意义。男人对潜伏在自己集团中的“同性恋”的恐惧,也就是对自己也许会被当作性的客体即丧失主体地位的恐惧。所以,男性集团中对同性恋的搜索非常严厉。这就是“同性恋憎恶”〔亦称“恐同”——译者〕。为保证男人集团的同质性,即保证每个成员皆为性的主体,这是必不可少的。

  由此可知,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是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的。而确认男人的主体性的机制,则是将女人客体化。通过一致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使性的主体者之间的相互认可和团结得以成立。“拥有(至少一个)女人”,就是成为性的主体的条件。

  “拥有”一词很确切。“像个男人”的证明,就是把一个女人置于自己的支配之下。“连让老婆听话都做不到,还算什么男人!”这种判断标准至今仍然有效。所以,厌女症就是绝不将女人视为与自己同等的性的主体,而是将女人客体化、他者化,更直接地说,就是歧视、蔑视。

  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建立在厌女症的基础上,由同性恋憎恶来维系。这就是塞吉维克教给我们的精彩的理论。

  上述理论术语,可以换成更易懂的口语化表达,即,相互承认对方为男人的人们之间的团结,是通过将没能成为男人的人和女人排除在外加以歧视而成立的。男人的同性社会性欲望,不但要歧视女人,还需要严格管理与同性恋的分界线,并不断地将之排除在外。这反过来证明,男人这个东西,建立在多么脆弱的基础之上。

  男人的性的主体化认同,是以将女人作为性的客体而成立的,性别分界线因为可能产生混乱所以必须严格管理。明白了这个道理,许多现象便迎刃而解了。

  比如,为什么战争中的强奸常常是当着其他同伴的公开强奸或与同伴一起的?在这里,性行为没有私密性。彦坂谛在《男性神线〕一书中回答,战时强奸的目的是强化男人之间的连带感。我们没必要发出“男人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吗”这种天真朴素的疑问。在那种状态下也能勃起,正是“好!承认你也是个男人”的条件。把女人作为共同的祭品,是男人之间增进连带感的一种仪式。

  我在前面讲过,男人为了成为性的主体而将对女人的蔑视深植于自我确认的核心,这就是厌女症。而同性恋憎恶,则可以理解为男人对男女界线的模糊暧昧而带来的不安所抱有的恐惧。男人们必须持续不断地证明,自己不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

  但是,这种厌女症有个致命弱点,即母亲。公然侮辱生下自己的女人,会引来对自己出身身份的精神危机。所以,实际上,厌女症不单是蔑视女人,还有崇拜女人的另一个侧面。这是自相矛盾的吗?

  在厌女思想的历史上,我们可以举出叔本华、奥托•魏宁格(Otto Weininger)等从18到19世纪的诸多男性思想家的名字。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近代性别二元制的思想领袖们,同时也是性的双重标准的发明者。在历史上,性的双重标准,是在以夫妻为中心的近代家庭制度形成的时期成立的,而这也是作为产业的娼妓制度形成的时期,近代家庭制度与娼妓制度,两者互为表里。米歇尔•福柯的大作《性史》〔Foucault,1976〕的第一章,标题为含有讽刺意味的“我们也是维多利亚人”。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治下的19世纪初,是奠定近代社会诸多制度的黎明期。在这个时代,一夫一妻与买娼卖娼,作为制度同时确立,因此,“维克多利亚时代式的”一词等同于“伪善”之意。那个时代的绅士们,一边恭维一见蟑螂便要惊叫晕倒的优雅的淑女,一边频频造访妓院。在那个时代,这被视为理所当然。

  所谓性的双重标准,是指面向男人的性道德与面向女人的性道德不一样。比如,男人的好色被肯定(如吉行淳之介、永井荷风等),而女人则以对性的无知纯洁为善。近代一夫一妻制表面上称颂“相互对等的贞操”,但实际上从一开始就把男人的“犯规”编入制度之中了(既然无法遵守一开始就别发誓好了),所以,另外需要充当男人的“犯规对象”的女人。

  结果就是,性的双重标准将女人分为两个集团。即,“圣女”与“荡妇”、“妻子•母亲”与“娼妓”、“结婚对象”与“玩弄对象”、“外行女人〔性行业以外的女人〕”与“内行女人〔性行业中的女人〕”等常见的二分法。每一个现实存在的活生生的女人,都有身体有灵魂,有子宫有阴道。可是,“用于生殖的女人”,被剥夺了快乐,异化为仅仅为了生殖;“用于快乐的女人”,专为快乐服务,异化为远离生殖。带着孩子的娼妓,就是因为扰乱了这个界线而让人扫兴。

  “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是支配统治的铁定法则。支配者总是将支配对象分离隔断,让他们相互对立,绝不允许他们之间产生连带感。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就是来自男人的“圣女”与“娼妓”的分离支配,再加上阶级与人种的裂隙。

  以性的双重标准来分离和支配女性,对于创造出这种制度的男人一方,也引发出奇妙的悲喜剧。如果对特定的女人“认真”,就不能把她看作性对象;反之,如果视为性对象,就等于对她不“认真”。这个两难困境,男人自己身陷其中。我曾听过一位从旧制高中毕业的高龄男性讲他年轻时的一桩“浪漫往事”。讲述的时候,那位绅士目光望着远方。“从前,和自己喜欢的女人去旅行,两人一起过了好几天,可最终连一根小指头也没碰。旅行期间,她似乎为此很苦恼,可我觉得那样才好。因为是想珍惜的人,所以就让她保持纯洁地告别了。”

  我很想跟那位绅士说别那么自以为是,不过,对于那个年代的男人,那就是对女人的“珍惜”吧。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那种情形下当然会苦恼。如果明明知道对方女人在苦恼,却有意无视,就是男人的自我中心。那个男人所“珍惜”的,并不是对方女人,他不过是在以身相殉一己之念而已。那位被连累的女人,该说是倒了霉吧。把这种行为称为什么“纯粹”、“浪漫”,不过是脑子出了问题。

  可是,这并不是从前的故事。源于性的双重标准的两难困境,至今仍然存在。人们还在疑问:因为爱着,所以不能性交吗?性交了,就不能算作爱吗?少女们的苦恼似乎和从前没有两样:要求性交的男朋友,是真心爱我呢,还是只想要我的身体?抱怨去红灯区能勃起可在妻子面前却勃不起来的阳痿男人,与前面那位旧制高中的老爷爷没什么不同。他们都活在一种反差之中:面对的如果是必须在意她的反应的人,勃不起来;而当对方是无需在意的对象,便可为所欲为。男人自己播下的种子,该说是自食其果。

  对“圣女”、“娼妓”的分离支配,最为深刻激烈的揭露和批判,是田中美津的《从便所开始的解放》一文。那篇文章写于1970年,现已成为广为人知的日本70年代女性解放运动的宣言。

  对于男人,女人的存在被分离为两种形象:或为母性的温柔=母亲,或为性欲处理机=便所。男人心中的“母亲”或“便所”意识,在现实中表现为“结婚对象”或“玩弄对象”。男人的“母亲”或“便所”意识,来自将性视为肮脏之物的性否定的心理构造。无论被当作玩弄对象还是被选为结婚对象,根源同一。

  母亲或“便所,同根所生,同源而出,无论女人被视为哪一方,本质不变。

  我一直以为,男人是在与女人的“对偶”的关系中“成为男人”的。错了。男人是通过与男人集团的同化而“成为男人”的。

  让一个男人“成为男人”的,是其他男人;承认一个男人“成了男人”的,也是其他男人。女人至多不过是男人“成为男人”的道具,或作为“成了男人”的证明伴随而来的报酬奖赏而已。

  与此相反,让女人“成为女人”的,是男人;证明一个女人“成了女人”的,也是男人。

  对“成为男人”与“成为女人”这个压倒性地不对称的机制,伊芙•塞吉维克在《男人之间》一书中,用醒人耳目的理论装置做出了精彩的解说。关于异性恋秩序、男人之间的权力与欲望、同性恋憎恶、社会性别的非对称性、女性歧视等一系列现象之间的关联,没有比塞吉维克的理论解说得更明晓易懂的了。喔,原来如此,对,就是这样的。我在朦胧中的感觉,她给出了概念,即,男性同性社会性欲望(homosocial)、同性恋憎恶(homophobia)与厌女症(misogyny)的三项配套机制。

  概念只是概念,不是现实,但概念能够成为说明和解释现实的有力武器。有了厌女症的概念,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喜欢女人”的男人其实蔑视女人,为什么男人寻求比自己劣等的女人。

  对于男人,异性恋秩序,是一种证明男人为性主体的装置。在异性恋的装置之下,男人与女人并非对等的一“对”。男人处于性欲望主体的位置,女人处于性欲望客体的位置,这个关系在男女之间是不对称的。异性恋秩序是一种“命令”,要求男人不得以同性男人为性欲望的对象,他的性欲望对象只能是“非男人(即女人)”。反过来说,被男人视为性欲望对象的人,便成为“非男人=女人”。如果那个对象是男人,他便被女性化,被视为“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在这里,“女人”的定义就是男人性欲望的客体。因此,不能唤起男人性欲望的女人,在定义上便“不是女人”。

  男性同性社会性共同体,指相互承认对方为“性主体”的男人之间的集团。被这个集团排除在外的人、其存在理由仅为被男人欲求和拥有的人,则被给予“女人之名。那么,男人集团的成员,将女人视为比自己低劣一等,便是理所当然。

  所谓女人,是对“非男人的人”标注特征的名称。这个群体被划入另一个范畴,其特征必须与被视为属于男人的一切美德与名誉区别开来。女人与男人不同,是“不勇敢的人”,“不坚强的人”,“没有领导决断能力的人”,“懦弱的人”,“小心谨慎的人”,“无能的人”,一言蔽之,“不能成为主体的人”。所有这些“女人属性”,都是被制造出来的适合成为男人支配对象的属性。

  所以,异性恋秩序的核心为厌女症,就完全不奇怪。因为,唯有“不是女人”的自我身份认定,支撑着男人们的“男人气”。一个男人,只有把女人当作性的客体证明自己已经成为性的主体之后,他才能得到同性集团的认可,获取进入男人共同体的正式成员资格。众所周知,是与性欲无关的集体行为,一种验证男人气的仪式。

  在不厌其烦地剖析了厌女症的种种现象之后,最后一章题为“厌女症能够超越吗”,这种手法实在太一目了然。厌女症要是简单地就能超越,还用写这本书吗?厌女症与社会性别一样,不是因为我们懂得了那仅仅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文化产物,便意味着我们能从中得到解放。而且,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见,由于厌女症已经太深地刻进我们的身体,潜入欲望的核心,若是去掉厌女症,很可能像倒掉盆里的婴儿一样,将欲望本身也全盘否定。关于超越了厌女症的未来世界,就像马克思关于废除了阶级的未来世界所言,我们只能说:

  “由于我出生成长在一个厌女症根植太深的世界,我无法想象一个没有厌女症的世界。”

  关于前一条路径,我要对一个广泛流通的误解作出解释,即“女性主义者也有厌女症”之说。对于此说,我们点头称是即可,没有任何否定的理由。原因之一,生于长于这个厌女症的社会,不被厌女症侵染的女人,恐怕不存在。原因之二,女性主义者就是自觉意识到自身的厌女症而决意与之斗争的人。如果有女人自身完全不存在厌女症(那样的女人如果有的话),那她就不存在斗争的对象,也就失去成为女性主义者的理由了。如果有女人自身完全不存在厌女症,只为改变社会而斗争,那么,女性主义就不再是“自我解放的思想”,而只是“改变社会”的道具。这样的斗争,只是一种“强加的正义”,几乎可称不同文化的碰撞,两者之间不但不能对话,反而会以多数派对少数派的压抑和排除而告终吧。本来,何为厌女症,只有知道的人才能判定。许多女人,正是因为知道了何为厌女症,才对此感到愤怒和痛苦。

  另一条男人的路径,又是怎样的呢?我写过,厌女症就是男人的女性蔑视和女人的自我厌恶,但森冈正博在他最近的著作中指出,“很多女性主义者最大的盲点,可能是没有看到男人的自我厌恶的问题。”此言堪称卓见。

  男人也有自我厌恶。的确如此吧。可是,男人的自我厌恶应该有两种。一种是对“身为男人”的厌恶,另一种是对“不够男人”的厌恶。森冈的论述没有将这两种自我厌恶区分开来。这两种自我厌恶,不但似是而非,更重要的,是所指方向完全相反。

  男性学指出,男人也为性别的束缚而受苦,但是,那不是后一种自我厌恶即“不够男人”的痛苦吗?性弱者、不受女人喜欢、无业、自闭等等所谓的“男性问题”,表现出的是对偏离男性集团“规格”的恐怖和痛苦。“偏离规格”的男人,找不到自己的位置,日益走向孤立,是能够理解的。被同性集团排除的“没能成为男人”的人们,相互之间不可能团结。

  男人的自我厌恶,来自被他者化了的身体的报复。这样的男人,超越厌女症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停止对身体的他者化。换言之,停止成为身体及身体性的支配者,即精神=主体。停止将与身体相关的性、怀孕、生育视为“女人领域”。如果像森冈所言,男人也想接受“一个完整的自己”,那么,就应该与包括身体在内的自己和解。正面面对身体的欲望和欲望的归结,关注陪伴身体的变化,不要贬低以身体为媒介的亲密。无论对谁,身体都是不能随心所欲的最初的他者。如果我们接受了身体这个他者的他者性,应该就能够延伸出去,进而接受通过身体相关连的他人的存在,这就是,既不将他人视为支配控制的对象,也不视为威胁恐怖的源泉,而是完整地接受下来。对于男人,“他者”的中心即为女人,故男人成为主体的核心便是将女人(和像女人一样的男人)他者化并加以排除,这应该终止。

  对于(理应)生为男人的人,这意味着战胜“变得不是男人”的恐惧。这个课题,男人是否能够完成,我不知道。如果完成了,男人的欲望会变成怎样的形态,我也不知道。森冈说,“作为男人出生成长的一切,都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他接着又说,所以,“必须拒绝女性主义中否定男性存在的核心思想。”

  请不要误会。女性主义否定的是“男性性”,而不是个体的“男性存在”。如果被分类为“男性”的人们,“希求得到完整的肯定”一一这个希求对每一个人都是极正当的一一那么,就像为“得到完整的肯定”而与厌女症斗争的女人一样,男人也必须与自己的厌女症格斗。

  现在的状况,可以说是处于“后男性运动”时期。关于男性的问题,新近出现了很多话题。比如,对女性主义的激烈抵制、不受女人喜欢的男人、草食系男子、动物化、宅男、轻度宅男、儿童色情制品、准儿童色情制品、家庭暴力、加害者临床治疗、性犯罪者的矫正与限制,等等。其中一部分,虽然没有公开宣称是男性运动(或不自觉),但我看来应该视为男性运动。

  可这些都像互不相关的细小的水流,还没有发掘出将这些水流合为一体的更宽广的水脉。现在,我们需要能将这些论点统一起来的更宏观的关于男性性的理论。

  对于女人,女性主义是与自我和解之途。对于男人,与自我和解的道路,也不应该没有吧。和女人一样,那应该是与“自我厌恶”的斗争。不过,为男人指出道路的任务,已经不该由女人来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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